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MIT、哈佛和宾大校长被美国国会质询，以及宾大校长最终辞职的相关报道。

本科毕业后我就没有从事政治学相关的研究，因此只能根据我浅薄的知识，以及在 TikTok 内容安全部门工作的经历来整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讨论的重点是什么，三位校长在质询中的回答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思考一下大学中言论和社交媒体上言论之间的区别。

事件背景

•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色列进攻加沙之后，在这三所校园内一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学生，据称在支持活动期间发表了一些涉及大屠杀（genocide）和反犹太（anti-semitism）的言论；
• 这些大学拒绝对这些学生进行处理，认为他们没有违反校规；
• 这激起了学校的重要捐助者中的犹太裔，以及国会内部分议员的不满，导致了一些捐助者威胁撤资，并引发了对这三位校长的国会质询；
• 三位校长在质询中的表现（拒绝承认学生们违反了行为守则、拒绝回答一些关键问题）激起了更大不满；
• 截至目前，宾大校长辞职，哈佛校董会表达了对校长的支持（但是校长本身的口风也发生了变化）。

争论焦点

我们需要看一看议员在质询中指出的所谓反犹太言论和大屠杀言论具体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提到有学生支持将”犹太人全部杀光“或有人对特定学生进行骚扰的新闻报道，但不排除确实存在。质询中议员们也没提到这种情况。

议员所指出的仇恨言论或反犹太言论是来自一些游行中的言论，例如**“从河流到大海”**和“Globalize the Intifada”。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Intifada”这个口号，它实际上是一个阿拉伯词语，指的是在当前由以色列人统治的土地上进行暴动和骚乱等行动，历史上伴随过数次在中东地区发生的暴动。而“从河流到大海”则隐含着要把犹太人从当前以色列所在地区赶走的意思（约旦河-地中海）。而在实际中，这些口号通常被用来表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并不包含号召恐袭的意味。——Tangle

关于这两个口号是否呼唤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是否呼唤对这些族群进行暴力行为，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但目前并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在质询中，校长们先是直接同意了这些口号是呼唤大屠杀的，但在之后的发言中，又从一个特别法律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些口号与实际行动有所区别，声称当这些行为没有实际导致行动时，它们就不违反行为守则。

💡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

• 一个是关于“从河流到大海”和“Intifada”这些口号是否构成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及反犹。以及一个衍生的话题，反犹（anti-seminism)、反以（anti-isreal)、反犹太复国运动(anti-zionism)的区别
• 另一个层面是，如果有些言论确实涉及到号召大屠杀及反犹，或者涉及到对其他人的骚扰与侮辱（harrassment and bully），那么学生发表这类言论是否违反学生行为规范（code of conduct）。

校长们的两难

理论上，校长们应该或可以给出一个较好的解释，即号召大屠杀之类的行为本身是违反行为规范，但这些口号是否属于这类仇恨言论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然而，显然校长们做到达到这一点。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具体背景了解不清，或者在这种场合下不敢进行讨论，担心引起校董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犹太群体的不满。或者他们可能没有勇气在当前社会环境中进行这种讨论。这些种种回避最终导致了对他们的批评。

可以说，这些校长们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来应对这一尴尬的情况。

而他们被批评最多的一个方面则是，他们在质询中的表现体现了一种双重标准。当被问及类似言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少数族群，比如黑人时，这些校长们也回避了这个问题。

有一种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将犹太民族视为压迫者，而将其他少数族群视为传统上的受害者，因而对他们理应存在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是否合理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显然，他们的言行前后不一在听众的观感上是站不住脚的。

不同角度下的”仇恨言论“以及”号召暴力“

巴以争端中不同概念的区别

回到争论焦点中总结的问题，第一个层面里，反犹（anti-seminism)、反以（anti-isreal)、反犹太复国运动(anti-zionism)的区别，以及巴以之间冲突的历史沿革可以阅读 tuzhuxi 写的这两篇合集，介绍得相对客观

以色列·巴勒斯坦火药桶【合集】上（6万字）

以色列·巴勒斯坦火药桶【合集】下（6万字）

如何判断一个言论的性质

而“从河流到大海”和“Intifada”这些口号是否构成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及反犹，我没法给出一个定论，但是这里提供一个分析角度。当我们讨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对一个群体的仇恨言论，以及是否号召暴力时，要从三个角度来考虑。

•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自身的本意是什么？ 首先，发表这些言论的人是否有意对他人进行仇恨言论和伤害，或号召暴力。这很难分辨，因为我们很难证明一个人是否对口号背后的含义有足够了解，或者是在进行实质性学术讨论，还是仅仅在表达情感支持。同时，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区分这些言论与政治口号。政治口号可能激进，但并无实施暴力意图。
• 这些言论针对的对象会怎么想？ 第二个角度，一个言论会对受害群体产生何种心理或生理影响？不可否认，有些暴力言论本身就会导致更多针对受害群体的攻击。这也是我们通常拒绝仇恨及暴力言论的原因。不论发言者的意图如何，从受害者角度看，这种言论无疑会产生威胁和不良心理影响。一个不大恰当的类比就是法学里的“蛋壳脑袋”原则，对受害者的影响不应以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来判断。
• 旁观者会因这些言论受到什么影响？ 第三个层面是围观者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可能会有旁观者，比如社交媒体上的普通用户，或者围观游行的人因此产生错误偏见，或被号召实施了不当行为。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些言论时需要考虑的范畴。

因此，判断一个言论是否应被取缔及其影响程度需要多方面考虑，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的角度划分。

社交媒体和校园里言论的不同

那么，大学中的言论与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之间有何区别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除了现在的X）对种族仇恨言论和呼唤暴力行为都采取了严厉的处理措施。因为对社交平台来说，这种行为明显会伤害他人，并且呼唤暴力行为可能导致具体的暴力行为发生。平台方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因此，平台方往往认为自己有义务删除这类内容。

大学中的情况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大学实际上是一个让学生自由发表观点的平台。大学环境应该促进言论自由和学术探讨的精神。如果学生的言论不会导致严重后果，我们通常认为应该允许这些言论发表。然而，当涉及到对犹太人的攻击和歧视时，情况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而另一方面，对这些校长的批评，乃至要求他们辞职，反而可能会加重人们对犹太人是压迫者的刻板印象，甚至于让人们相信关于犹太人的种种阴谋论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批评可能给校园和社会中的犹太人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恶化。

以上是我对当前发生的这些风波的一些浅见，欢迎补充和讨论。

Reference:

The testimony on antisemitism from college presidents.

E156: Ivy League antisemitism, macro, SaaS recovery, Gemini, Figma deal delay + big Friedberg update

最近有一篇文章在不同的 newsletter 里都广为流传。在这篇名为  Misinformation Should be Refuted, not Censored 的文章中，作者用做古登堡印刷机例子，阐述了无论正确与否，都应该让言论自由传播。并且说，删除 misinformation 并不会改变人们的想法，展现不同观点和争论才能让人们改变对于 misinformation 的看法。

对于这个观点，在这篇文章里，我会先讨论从不同角度上，虚假信息是否需要被管控，并从实际操作角度探讨虚假信息是否能被管控，以及管控虚假信息是否能达到想要的目的。

需不需要对虚假信息进行管控

个人角度

作者显然是从个人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辨别接触到的信息。他强调了提升个人知识和辨别能力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避免受到虚假信息欺骗的关键。因此，从任何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获取更多信息的权利，这对于增强个人鉴别力和批判性思维是至关重要的。

信息的自由传播是每个人的权利，无论这些信息是否正确，人们都有权利自己决定阅读什么，人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什么人或机构来规定他们「允许」拥有哪些信息。 整体的逻辑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也就不做过多展开。

政府角度

对于大多数政府来说，他们有强烈的动力去推动对假信息进行管控。

大部分假信息通常会对政府形象和政策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积极处理假信息可以展示政府的责任感和关心民众福祉的一面。因此，政府通过推进立法等方式督促社交平台对假信息进行管控，这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策略。

这种策略几乎没有坏处，而且对政府来说，所需投入的资源相对较少，同时还能为更广泛地控制社交平台提供理由和依据。政府采取这样的措施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也强化了其在信息管理领域的影响力。

社交平台的角度

社交平台应对假新闻的态度因其性质和目标而异。例如，以娱乐为主的平台如 TikTok，假新闻可能会吸引特定用户群体，从而增加用户基数。但同时，这也可能导致内容调性问题，引发用户极端化，这可能与平台自身目标相冲突。在全球舆论对社交平台监控加强的背景下，特别是那些有外资背景的平台，会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因此，这类平台可能会加大事实核查力度，以消除假新闻。

相反，像 Twitter 这样以提供辩论场所为主要目的的平台，假新闻可能反而受欢迎，因为它能激发用户讨论。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活跃的讨论内容比无话可说更有价值，所以这类平台可能没有强烈动力去核查事实。

不管是什么平台类型，由于推荐算法的普及，用户越来越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信息茧房对平台既有利也有弊。一些平台可能会主动打破信息茧房，提供更多样化的内容，而另一些可能会让用户深陷其中，以减少不同团体间的争端并增加用户粘性。这些策略的采用取决于平台自身的判断和目标。

如何减少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

对于社交平台来说，遏制平台上假信息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首先，平台可以建立内部事实核查团队。这个团队由专业运营人员组成，负责对具有争议的内容进行事实查验。根据核查结果，他们会定期与审核规则团队合作更新审核标准，并将这些新标准下发给审核员，让审核员对此类信息进行细致审查。同时，平台也会结合机器审核方式，通过将相关内容训练成模型，增强召回这类内容的能力，并进行自动审查。对于那些模型识别或人工审核后仍无法确定真伪的内容，平台可能会选择降低其曝光率，以减少争议内容的出现。

第二种方法是合作专门的第三方事实核查团队。与自建团队相比，第三方团队的人力成本可能更低，且具有较强的公信力。他们拥有专家团队，能够产出更有权威性的核查结果。当出现问题时，社交平台可以把责任转嫁给第三方团队，减轻自身压力。但第三方团队的工作量有限，可能只能覆盖最具争议、热度最高的内容。

第三种方法是利用平台内用户的力量。例如，Twitter 和微博采取的做法是，让用户对相关内容进行投票或标注，然后将讨论结果标注在可能的错误信息下方，以减少用户辨别错误信息的难度。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平台承担价值判断的责任。但这也可能导致功能被某些擅长舆论操作的团体滥用，他们标注的所谓“错误信息”可能并非真正的错误信息。

展现不同观点和争论真的能让人们改变对于虚假信息的看法吗？

💡 并不一定。

原文里提到：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找到真理。但是，这个挑战的解决方案并不是通过限制信息的传播来达成，而是一方面，通过促进开放的对话和讨论，另一方面更加谨慎地筛选和评估信息，避免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

当我们遇到错误的信息，我们应该反驳它，或者选择忽略它，而不是试图阻止它的传播。

然而，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是“信息污染”，人们判断一个信息真伪所需要的精力往往是大大超过自己所认为的。假信息比真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会大很多，因为假信息往往关注的是引起人们的情绪，而辟谣则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而且辟谣的帖子的热度往往不及造谣的内容的百分之一。相较而言，能引起情绪波动的帖子自然而然能获得更多点击，也就更容易被算法青睐。而看的假消息越来越多，人们辨别假消息的精力又有限，久而久之，必然会被这种信息污染所影响。

在文章中，作者通过将古登堡印刷机诞生时的社会情景与现代进行对比，揭示了时代变迁中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大转变。在古登堡时代，信息传播虽然不是绝对平等，但不同的内容仍然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一致地展现，即使这是一种中心化的展示方式。在那个时期，无论是积极的信息还是错误的信息，都在同一个层面上得到传播。

然而，在现代社交媒体的市场中，由于各种推荐系统的存在，人们越来越容易陷入信息茧房。这种现象导致他们仅限于自己的社交圈，难以接触到真正多样和全面的信息，甚至不会与他人展开深入的辩论。因此，关于辩论和交流的深层讨论，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困难。

综上，似乎即使能够取缔平台上大部分的虚假信息，也并不能让“真理越辩越明”。如果 AI 可控的话，似乎由 AI 对信息的正反不同证据进行梳理展示，以帮助用户更轻松地进行鉴别似乎是一个能够对抗信息污染的思路。但是 AI 本身也带有偏见性，需要各家社交平台和政府进行探索。

参考：

Misinformation Should Be Refuted, not Censored

怎么掉进阴谋论的坑